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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北京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两个关键原因(组图)

1个月前 来源: 多维新闻 原文链接 评论3条

本文转载自多维新闻,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3月5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作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根据王晨的说法,香港选举制度修改将按照“决定+修法”的方式分步推进,即中国全国人大作出决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修改,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修改工作后,香港特区将据此对本地有关法律作出相应修改。

王晨在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说:“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总体思路是:以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重新构建和增加赋权为核心进行总体制度设计,调整和优化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组成和产生办法,继续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行政长官,并赋予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较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和直接参与提名全部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新职能,通过选举委员会扩大香港社会均衡有序的政治参与和更加广泛的代表性,对有关选举要素作出适当调整,同时建立全流程资格审查机制,进而形成一套符合香港实际情况、有香港特色的新的民主选举制度。”

3月5日,王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作中国全国人大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新华社记者)
3月5日,王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作中国全国人大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新华社记者)

这个改革思路简单说就是大幅提升北京信任的政治力量在香港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的影响力,稀释非建制派的话语权,进而建立一套既获北京信任,港府行政主导,又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香港特色民主。让人不能不问的是,北京为何要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分析王晨和最近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的讲话,可以推断出北京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两个关键原因。一是力保香港管治权掌握在值得信任的建制阵营手中,反击香港本土抗争派夺取管治权的计划。

2019年10月底,在修例风波愈来愈烈的情势下,中共召开了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要求,其中就包括暗指港版国安法的“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自此之后,北京治港路线发生明显调整。但细究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涉港内容,并未明确提及“爱国者治港”,更没有说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让北京治港体系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频繁提及“爱国者治港”,并不断强化“爱国者治港”的重要性,直到据此原则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应该是2019年11月底的香港区议会选举,泛民和本土派历史性大胜,首次夺取区议会控制权后跃跃欲试地想在第二年赢得立法会控制权,并成为未来特首选举的“造王者”计划,深深刺激到北京治港的底线。

尤其是香港区议会选举后本土抗争派等激进力量的声浪盖过传统温和泛民,他们策划初选,提出在立法会选举中取得“35+”,进而通过瘫痪特区管治来逼迫北京和港府作出大幅让步的设想,令北京无法忍受。不论王晨的讲话还是夏宝龙的讲话,都严厉批评“反中乱港势力和本土激进分离势力”妄图通过选举掌控立法会主导权和夺取管治权的想法。据此可以推测出,激进本土裹胁非建制派争夺管治权计划,是促成北京出手的导火索。毕竟,放眼古今中外任何国家,中央政府除非不得已,通常都不会轻易放弃对于境内某一个地区必要的政治掌控权。而中国又是一个具有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强烈观念的单一制国家,对地方有起码的国家和民族意义上政治忠诚要求,更是不太可能接受香港特区管治权被自己不信任的政治力量夺走。

二是北京欲彻底扭转过去多年港府施政备受掣肘、左支右绌的困境,想让其一直主张但实践中从未被有效确立的行政主导成为现实,进而寄望港府能发挥强势领导力,解决经济民生问题。虽然香港基本法赋予港府相当大的权力,但香港回归中国近24年以来,港府施政一直都有失疲弱,政策窒碍难行,根本难以像中国内地政府那样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强势领导作用。

因反对派立法会议员的拖延和阻挠,香港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停摆超过半年,导致大批议案积压。图为2020年5月18日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选举的混乱场面。(Reuters)
因反对派立法会议员的拖延和阻挠,香港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停摆超过半年,导致大批议案积压。图为2020年5月18日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选举的混乱场面。(Reuters)

去年10月香港特首林郑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直言:“在香港做事真是困难的,我每次到深圳市,深圳市领导都很关心我,甚至很同情我。因为在内地说做事就做事,就能做到了,而在香港真的要用迎难而上、排除万难的精神才能做到一件事。”虽然“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不同于中国内地,还是应该保持特色,港府绝无可能也没必要变得和中国内地政府一样,但林郑此话至少讲出港府施政困难的事实。这固然有为政者能力不够的因素,但也不乏制度因素。

近年来北京一再强调香港要下大力气解决住房难、贫富悬殊等深层次矛盾,但以目前港府的处境来看,想要有大作为,进行结构性改革,并不容易。夏宝龙讲话提到香港选举制度一个改革原则是行政主导,他说“完善选举制度,要多考虑如何改善行政与立法机关的关系,不断提高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施政效能,提升特别行政区的治理能力和水平”,“一个社会陷入无休止的政治纷争泥潭是没有希望的”,“要多考虑如何推动实现定分止争、凝聚共识,从而把各方面力量汇聚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个第一要务上来”。

某种程度上讲,解决经济民生问题既是北京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强化行政主导的一个因素,但更是检验香港选举制度修改能否长久,能不能最终获得港人认可的关键指标。对于北京治港体系来说,千万不要以为通过选举制度修改让自己信任的政治力量主导香港管治就能万事大吉,而是要懂得权责一致的道理,明白只有施政让香港发展越来越好,港人生活变得更美好,才能真正建立权威。尤其是今次选举制度修改方向,与许多港人期待的方向相背离,难免在香港缺乏认受性,这就更加要求北京治港体系必须用实实在在的成绩来消除港人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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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3)
小Katty 1个月前 回复
香港会越来越好!
_bE_Be_ 1个月前 回复
所谓“港人的疑虑”,连个P都不值。一帮白眼狼,一个洋人的干预乃至颠覆国家的工具,有什么资格疑虑?一句话,香港的经济可以衰退,香港的民生可以崩溃,香港人想怎么干都可以,前提是,香港不能再充当洋人的干预乃至颠覆国家的工具。
niki391 1个月前 回复
现在港人才疑虑,真是太蠢了,竟然相信了什么五十年不变的承诺,被骗也是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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